汶川大地震一个月回望：世界重新发现中国

2008年06月11日11:36 　 国际先驱导报

灾难永远都不会是一件好事。相反，以顽强的毅力抗击灾难才真正感天动地。  

从5月12日至今，中国人万众一心的抗震救灾行动，不仅令世界舆论刮目相看，同时也使自己收获良多

他们重新发现中国：几个月前还充满仇视的外国舆论，地震后改变着对中国的腔调，溢美之词从未如此集中地涌向中国。

我们重新认识自己：一些平时司空见惯的词语，因为灾难的不期而至，内涵变得更加丰富。

地震，就这样重建了我们的精神家园；地震，就这样让中国和世界同时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洗礼

地震中，“80后”用行动交出的答卷荡气回肠。 路透社

哀悼

5月19日，14时28分，北京长安街上，人流车流骤然而止。3分钟内，汽车、火车、舰船的汽笛和防空警报在全国同时鸣响，哀痛之声响彻中华大地。不远处的天安门广场，人民群众在默哀后高呼口号，每个人都泪流满面。

我始终记得这样的画面，一个年轻的女子，穿着一袭黑衣，站在汽车前盖上掩面而泣。她是在为素不相识的同胞流泪，更何尝不是为中国的多劫命运而感伤。公民个人对国家强烈的认同感，在举国皆哀的时刻达成了统一。

从5月19日至21日，国旗连续三天为平民百姓低垂。虽然哀悼是每个人的权利，但我们仍需要这样一个仪式，不仅让我们释放忧伤，更可以据此感知国与民同在。这片生生不息的土地，废墟下的黎民百姓第一次享受着国家的哀悼，废墟上的中国，阳光也开始重新普照。

志愿者

宋志永是一路打的到四川的。

5月12日当晚，他从唐山市坐火车到郑州，此后通过出租车、摩托车乃至徒步的方式，赶到灾情最重的北川。随后，他与另外12名农民一起穿梭于废墟之间，并在救援最关键的时间内成功救出25名幸存者，挖出60多名遇难者遗体。这13个农民属于一个团队：宋志永爱心志愿小分队，有人说他们是“13个人感动了13亿人”。

地震之前，虽然“义工”等概念已经在中国民间萌芽，但在更多人印象中，志愿者似乎还是3月5日大学生有组织的集体活动。当人们对“雷锋叔叔三月来四月走”的反讽民谣失去兴趣的时候，志愿者团体却在震后的四川大地腾空而出。

他们就生活在我们周围，但却在地震后踊跃奔赴灾区，救助那些素不相识的民众。他们有的是来自于非政府组织（NGO），有的只是单枪匹马地一个人在战斗。很多人就做着简单的工作：搬运尸体、收发救灾物资、给灾民盛水打饭……他们的努力不仅得到了政府的肯定，更完成了对自身能力的一次检验。“我们为什么有些手忙脚乱，是因为我们平时做的准备远远不够。”一家NGO的负责人曾在地震后如是反省。

中国志愿者，完成了第一次集体亮相，他们也在灾难中不断成长。

诗歌

“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去天堂的路太黑了，妈妈怕你碰了头，快抓紧妈妈的手，让妈妈陪你走……”这首名为《孩子，快抓紧妈妈的手》的诗作，诞生自24岁的山东青年苏善生之手。但苏善生当初绝对不会想到，诗歌随后会被全国近百家报纸刊登，各大电视台主持人在各种晚会上哭泣着朗诵，甚至法国的一家媒体也刊登了这首诗。

汶川大地震，让寂寞数载的诗歌获得重生。

曾几何时，诗歌似乎已经作为小众文化距离普通人渐行渐远，一些诗人故作深沉的作品，让人们开始耻谈诗歌。两年前，无病呻吟的“梨花体”更被全国人民狠狠调侃了一番。如今，当灾难侵蚀心灵，诗歌却再次成为抒发情怀的最好方式。这大概也是为什么在有关地震的所有文体中，诗歌最打动人心的原因。无论是耄耋老者还是幼小孩童，几乎都在同一时刻选择用诗歌来完成心灵的救赎。无论是网络，还是平面媒体，抑或电台电视台，关于地震的诗歌几乎随处可见，数量之多，参与人数之众，让人惊讶。有人说地震诗歌的热潮，应该缘于网络让更多人参与写作成了可能。我却宁愿相信，诗歌潮出现的真正原因，其实还是灾难后的人们萌动出的真情，真情的流淌又幻化成一首首动人的诗行。

“加油”

这是一句中国人再熟悉不过的口号，熟悉到曾让人感觉分外单调而开始考虑增加点“新意”的地步。

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中德女排赛场，一名专门从美国赶来给中国队助威的美籍华人就曾问中国记者：“中国人除了给自己支持的球队喊加油外，还有什么词汇？因为我发现中国球迷好像都只会喊‘加油’。这太单调了，如果用英文我能喊出很多种方式。”来自成都的那个记者当时只想到“雄起”和北京人那句著名的京骂。

可是，“加油”声真的那么单调吗？四年后的今天，最震撼人心的口号，却非“加油”莫属。5月19日下午的天安门广场，默哀结束后，手捧国旗和菊花的民众高呼的那一声“中国加油！四川加油”，令无数中国人落泪。不仅如此，对中国和四川的“加油”声还出现在媒体上、奥运圣火传递路途中。一声“加油”，凝聚着中国人百感交集后的复杂情感，这情感既是传统力量的爆发，更是内心的希冀。

很多人都记得《新闻联播》中的震撼一幕：在地震灾区，一名外国志愿者带领孩子们高呼“加油中国”，清脆的童音响彻帐篷内外，对面的消防官兵听到后纷纷落泪。

那一刻，“加油”声是最美好的语言。

中国人的万众一心，酣畅淋漓地装点着这个夏天。本报记者王颂/摄

心理干预

5月21日下午，成都第一人民医院住院部骨科病房，几天来饱受失眠折磨的41岁浙江伤员王虎（化名）忧心忡忡。地震时他和同事们在四川旅游，单位本来计划去卧龙认捐一只大熊猫。但地震引发的泥石流，使他的许多同事瞬间被埋。被送进医院的王虎表现得非常坚强，妻子和女儿也从来不提地震的事。但在心理专家看来，他们都需要心理干预，“有时坚强未必是好事”。

对地震不堪回首的记忆，对余震胆战心惊的等待，目睹亲人近在咫尺的死亡，都在折磨着灾区的人。心理干预，这个以前更多出现于电视访谈节目中的词，在地震后频繁亮相。一批批官方或民间心理救援队赶赴灾区，有专家认为，灾区群众的心理支援可能将持续20年。

值得注意的是，在帮助他人的时候，心理干预队伍自身也是在不断成长。从灾区反馈回来的信息显示，一些心理干预者本身并不专业，甚至一个干预对象可能要轮番接受不同人的不同指导，反而导致新的问题不断出现。地震让心理干预走向大众，但心理干预本身如何健康发展，同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网络

“地震报道标志网络正成为中国主流媒体。”这是地震10日后，中国国新办官员的判断。突如其来的灾难，令网络平台展示了比以往更大的影响力，不管是实时新闻报道，还是发动援助、组织寻亲，网络的即时互动优势明显。人们在网上交流信息，分享抗震救援经验，甚至监督善款使用，举报不良行为和部分机关抗震救灾不力等等，网络正越来越展现出强大的力量，而这力量也必将在今后得到更大的拓展。

与此同时，网络本身正在越来越成熟。地震发生后，多家网站展开自律行为，倡议“不传谣”，网民们自发对谣言进行甄别。另一方面，抗震救灾***报、短信捐款等新媒体也发挥了新作用，民众通过***短信方式的捐款已经接近1个亿。

世界重新“发现”中国

“中国原来是这样！”5月22日，美国《时代》周刊发表文章，称中国民众对灾区井喷式的支持是一个启示。人们认识到中国人的同情心和慷慨精神，对中国人更有信心了。

这只是外国对中国“再发现”的一部分。刚刚过去的一个月，多数国际媒体都从积极的角度观察中国，并俨然发现了“中国的另一面”。

民间力量

从5月12日地震发生的那一刻开始，中国政府派遣了士兵、武警和救援人员，开始了那种可以预见的中国共产党的大动员。但是，一种没有预见的动员在官方渠道以外发生了，产生这种状况的部分原因是，政府的新闻媒体对地震进行了不同寻常的有力而具戏剧性的报道。成千上万的中国人进入地震地区，捐款金额超过纪录，这种民间反应非常惊人，而且是自发的。

——5月20日，美国《纽约时报》：《没有被中国携起的手参与到地震救灾中》。

民族精神

感动世界的不是地震本身，而是中国人在面临灾难时所显现的民族精神，是赈灾过程中不同的角色所写下的一个个有关人的故事。这些故事正在形成一个大写的“人”字。正是这个“人”字，体现出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5月20日，新加坡《联合早报》：《四川地震与中国民族精神的再现》。

当国家处于危难时刻，中国国家领导人为人民作出了榜样。他们在地震发生后表现出了高效率和真诚的同情心。毋庸置疑，这个民族表现出的精神与力量将使它在前进的道路上坚不可摧。

——5月19日，西班牙《世界报》：《一个摧不垮的民族》。

中国坦诚

温家宝做出了前所未有的举动，他邀请了一些外国记者同行。一行人乘坐军用直升机抵达灾区，这样的开放程度在中国闻所未闻。飞机上的空军驾驶员惊讶不已。

飞机降落在这处狭窄的山谷，几分钟后，总理就想举行临时记者招待会……为了答完问题，他甚至让潘基文等了几分钟。他的回答也异乎寻常的坦诚。温家宝向记者们透露，地震死亡人数现在已经增加到62000人，最终可能会高达8万人，甚至更多。

——英国《泰晤士报》：《中国总理坦诚程度让世人吃惊》。

5月19日下午14时28分，北京长安街上，女孩在无声地哭泣。法新社

中国军队

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的军队应对灾难的能力像中国军队这样出色，因为中国经常被灾祸所袭击。每年都有上千人死于洪水、矿难和其他灾难。对于中国人来说，中国的军人无疑是困境里的救星。

——5月15日，奥地利《新闻报》：《中国2008：奥运年以灾难和危机开始》。

这项工作的规模和复杂性给人民解放军提供了锻炼指挥控制能力的宝贵机会：20多年来，解放军就没有经历过任何战斗。一名年轻士兵说：“最悲惨的就是看到那些期盼亲人能从山里出来的面孔。这让你想尽一切努力去帮助他们。”

——5月25日，英国《泰晤士报》网站：《中国军队现身领导援救行动》。

在灾难中发现中国

【作者】周庆安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20世纪以来，世界舞台的最主要行为体，仍然是人们公认的民族—国家。而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随着全球化的狂飙突进，越来越多的人转向关注个性化的认同，而忽视了民族—国家本身所建立起来的群体认同。然而种种现象恰恰说明，在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最大自然灾难——汶川地震中，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都正在发现一个全新的中国。

在灾难中发现中国，这是中国人自己用身体力行和感同身受践行的一次自省过程。在整场地震灾难发生之后，无论是解放军的救援速度，普通公众的情感投入，志愿者的全力支持，以及各个社会团体的关爱，都形成了一种最基本的理念，那就是中国人可能会面对困难，但是不可能惧怕困难。而当地震哀悼日时刻，全中国的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情的时候，这种自发的同一性，本身就展现出一种巨大的力量。

同时，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认同建立，都离不开世界对其的认可和确定。在地震发生后，中国所表现出来的接纳能力，向世界体现的说明能力，本身都是展现中国国家形象的重要组成部分。任何一个国家的形象，最重要的来源不是技巧，而是内容。世界在汶川所发现的那个中国，是一个政民互动、众生彼此照应的中国，这种行为本身就具有很强的特殊性。

任何一个民族认同的形成，都需要两种动力，一种来源于民族内心，在危机时刻所体现出来的相互关系；另一种则来自外界。无论是外界的压力、关注还是区别，都带给一个民族自我认同的尺度和范围。在灾难中发现中国，实际上也是在发现中国人作为一个血缘、历史和情感的共同体，彼此之间能够有什么样的默契、情感和支持。

所谓多难兴邦，强调的并不是灾难的好处，而是作为一种极端负面的自然事件，对于人类社会的共同体来说，或许存在另一种客观的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地震给了我们一个发现中国的机会。我们发现，其实即便在商业主义最为兴盛的现代化过程中，某种人本的共同理念，一直存在于我们的心底。

沃伦斯坦曾经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怀疑，西方世界这个范畴是否还存在？亨廷顿也曾经疑虑地问美国人，我们是谁？此刻，如果我们大声地问一句，中国人在哪里？恐怕从汶川、从北京，从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乃至世界的华人群体中，都会传来回声。如果我们要问一句，中国的力量在哪里？有一部分可能就在这次灾难的废墟里。